熙宁二年三月日，具位臣苏辙谨冒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臣官至疏贱，朝廷之事非所得言，然窃自惟，虽其势不当进言，至于报国之义犹有可得言者。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，臣以不识忌讳得罪于有司，仁宗哀其狂愚，力排群议，使臣得不遂弃于世。臣之感激，思有以报，为日久矣。今者，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，将大有为以济斯世，而臣材力驽下，无以自效，窃听之道路，得其一二，思致之左右。茍惩创前事，不复以闻，则其思报之诚，没世而不能自达，是以辄发其狂言而不知止。臣闻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。自其所当先者为之，则其后必举；自其所当后者为之，则先后并废。《书》曰：「欲登高必自下，欲陟遐必自迩」。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，不自近而能远者。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，务先从事于高远，不知其不可得也。《诗》曰：「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。无思远人，劳心忉忉」。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，则田茀而不治，不若不田也；思远人而德不足，则心劳而无获，不若不思也。欲田甫田，则必自其小者始，小者之有馀，而甫田可启矣；欲来远人，则必自其近者始，近者之既服，而远人自至矣。茍由其道，其势可以自得；茍不由其道，虽强求而不获也。臣愚不肖，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，而窃观陛下施设之万一。以为所当先者，失在于不为；而所当后者，失在于太早。然臣非敢以为信然也，特其所见有近于是者，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。伏惟陛下即位以来，躬亲庶政，聪明睿智，博达宏辩，文足以经治，武足以制断，重之以勤劳，加之以恭俭。凡古之帝王，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，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。夫以天纵之姿，济之以求治之心，施之于事，宜无为而不成，无欲而不遂。今也为国历年于兹，而治不加进，天下之弊日益于前世，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适治之路。灾变横生，川原震裂，江河涌沸，人民流离，灾火继作，历月移时而其变不止。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，疑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。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，国之所以存亡，事之所以成败，常必由之。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，以为湟中谷斛八钱，籴三百万斛，羌人不敢动矣。诸葛亮用兵如神，而以粮道不继，屡出无功。由是观之，茍无其财，虽有圣贤不能自致于跬步；茍有其财，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。陛下顷以西夏不臣，赫然发愤，建用兵之策，招来横山之民，将夺其险阻，破坏其国而后已。方是之时，夏人残虐失众，横山之民厌苦思汉，而又乘其荐饥，茍加之以兵，此非计之失者也。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，关中无终岁之储，而所兴之役有莫大之费。陛下方且泰然不以为忧，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。既而边臣失律，先事轻发，亦既入践其国，系虏其民矣。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，获其人而不敢臣，虽有成功而不敢继也。其终卒致于废，黜谋臣而讲和好。夫陛下谋之于期年之前，而罢之于既发之后，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？诚无财以缮其后尔。且夫财之不足，是为国之先务也，至于鞭笞四夷，臣服异类，是极治之馀功，而太平之粉饰也。然今且先之，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今者陛下惩前事之失，出秘府之财，徙内郡之租赋，督转漕之吏，使备沿边三岁之畜。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，然犹以为未也。何者？秘府之财不可多取，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，可以纾目前之患，而未可以为长久之计。此臣所以求效其区区，而不能自已也。盖善为国者不然，知财之最急，而万事赖焉，故常使财胜其事，而事不胜财，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。财者车马也，事者其所载物也。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，车轻其物。马有馀力，车有馀量，然后可以涉涂泥而车不偾，登坂崄而马不踬。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，民力屈矣，而上用不足。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。譬如弊车羸马而引丘山之载，幸而无虞，犹恐不能胜。不幸而有阴雨之变，陵谷之崄，其患必有不可知者。故臣深思极虑，以为方今之计，莫如丰财。然臣所谓丰财者，非求财而益之也，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。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，虽求财而益之，财愈不足；使事之害财者尽去，虽不求丰财，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可得也。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：一曰冗吏，二曰冗兵，三曰冗费。冗吏之说曰：请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。有是民也，而后有是官；有是官也，而后有是吏。量民而置官，量官而求吏，其本凡以为民而已。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，郡县之职缺而取之于民，府寺之属缺而取之于郡县。出以为守令，人以为卿相。出入相受，中外相贯，一人去之，一人补之，其势不容有冗食之吏。近世以来，取人不由其官，士之来者无穷，而官有限极。于是兼守判知之法生，而官法始坏，浸淫分散不复其旧。是以吏多于上，而士多于下，上下相窒。譬如决水于不流之泽，前者未尽，来者已至，填咽充满，一陷于其中而不能出。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，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。下慕其上，后慕其前，不愧诈伪，不耻争夺，礼义消亡，风俗败坏，势之穷极遂至于此。夫人情纾则乐易，乐易则有所不为；窘则懑乱，懑乱则无所不至。今使众人相与皆出于隘，足履相蹑，肩肘相逮，徬徨而不得进，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。茍将禁之，则莫如止来者而辟其隘。今也，驱市人而纳之不胜其多也，设崄于中涂而艰难之，是以法愈设而争愈甚。惟陛下以时救之，下哀痛之书，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，与之更立三法。其一，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，其额不增，累举多者无推恩。其说曰：凡今之所以至于不可胜数者，以其取之之多也。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，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，故不敢轻为士。为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。今世之取人，诵文书，习程课，未有不可为吏者也。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，是以群起而趋之。凡今农工商贾之家，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。为士者日多，然而天下益以不治。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，仰不养父母，俯不恤妻子，浮游四方，侵扰州县，造作诽谤者，农工商贾不与也。祖宗之世，士之多少，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。然其削平僭乱，创制立法，功业卓然，见于后世，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。士之多不及于今世，而功则过之，无足怪者，取之至少则人不敢轻为士，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选人也。故为是法，使人知上意之所向，十年之后，无实之士将不黜而自减。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，盖将使其才者得之，不才者不可得也。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，犹曰虽不能得，而累举多者必取无弃，则是以官徇人也。且累举之士类非少年矣，耳目昏塞，筋力疲倦而后得之，数日而计之，知其不能有所及也，则其为政无所赖矣。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，既取其壮者，又取其老者。取其壮者曰：吾取其力也。取其老者曰：吾怜其老也。如怜其老而已，则曷为以累牛羊哉？苟诚以为有遗才焉，则今所谓遗逸之书有以收之矣。其二，使官至于任子者，任其子之为后者，世世禄仕于朝，袭簪绶而守祭祀，可以无憾矣。然而为是法也，则必始于二府。法行于贱而屈于贵，天下将不服。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，不可得也。盖矫失以救患者，必有所过而后济。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。其三，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。其说曰：百司，臣不得而尽详也，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。三司之吏，世以为多而不可损，何也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。臣以为不然，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，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。以简自处，则心不可乱；心不可乱，则利至而必知，害至而必察。以繁寄人，则事有所分；事有所分，则毫末不遗，而情伪必见。今则不然，举四海之大，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，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。案牍既积，则吏不得不多；案牍积而吏多，则欺之者众，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。夫天下之财，下自郡县而至于转运，转相钩较，足以为不失矣。然世当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，故必至于三司而后已。夫茍转运使之不可独信，而必三司之可任，则三司未有不责成于吏者，岂三司之吏则重于转运使欤？故臣以为天下之财，其详可分于转运使，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。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，又可颇损其吏，以绝乱法之弊。茍三司犹可损也，而百司可见矣。然而此三法者，皆世之所谓拂世戾俗，召怨而速谤者也。今且将行之，臣非敢犯众人之怒，而行此危事也，以为有可行之道焉。何者？自台省六品、诸司五品，一郊而任一人；自两制以上，一岁而任一人。此祖宗百年之法，相承而不变者也，而仁宗之世则损之。三载而考绩，无罪者迁其官，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，而英宗之世则增之。此二者，夫岂便于世俗哉？然而莫敢怨者，以为吏多而欲损者，天下之公义；其不欲者，天下之私计也。以私计而怨公义，其为怨也不直矣。是以善为国者，循理而不恤怨，非不恤怨，知其无能为也。且今此三法者，固未尝行也，然而天下亦不免于怨。何者？士之出身为吏者，捐其生业，弃其田里，以尽力于王事。而今也以吏多之故，积劳者久而不得迁，去官者久而不得调；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，减罢其举官，破坏其考第，使之穷窘无聊，求进而不遂。此其为怨，岂减于布衣之士哉？钧之二怨，皆将不免。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，国力匮竭而不能支，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者，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。茍日增之吏渐以衰少，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，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，郡守监郡各任其属。曰自今以前，未有以私罪至某、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，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。已而以他事发，则与之同罪，虽去官与赦不降也。夫以私罪至某、赃罪正入已至若干，其为恶也著矣，而上不察，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，故虽与之同罪而不过。今世之法，任人者任其终身，茍其有罪，终身钧坐之。夫任人之终身，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。任人之岁终而无过，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。臣请得以较之，任其未然之不可知，虽圣人有所不能；任其已然之可知，虽众人能之。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，既不敢辞矣，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，顾不可哉？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，患其知而未必皆按，曰是无损于我，而徒以为怨云尔。今使其罪及之，其势将无所不问。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使行之，陛下厉精而察之，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，则其以私罪至某、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，非得过误，适陷于深文者也。茍遂放归，终身不齿，使奸吏有所惩，则冗吏之弊可去矣。冗兵之说曰：臣闻国朝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地狭，兵革至少。其后荡灭诸国，拓地既广，兵亦随众。雍熙之间，天下之兵仅三十万。方此之时，屯戍征讨，百役并作，而兵力不屈，未尝有兵少之患也。自咸平、景德以来，契丹内侵，继迁叛逆。每有警急，将帅不问得失，辄请益兵。于是召募日增，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。其后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元昊窃发，复使诸道点民为兵，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。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。虽复近岁无事，而关中之兵至于二十八万。举雍熙天下之众，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，兵多之甚，于此见矣。然臣闻方今宿边之兵，分隶堡障，战兵统于将帅者，其实无几。每一见贼，贼兵常多，我兵常少，众寡不敌，每战辄败。往者将帅失利，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。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馀，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于不足，此二者不可不察也。兵法有之曰：「兴师十万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费，公家之奉，日费千金。内外骚动，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」。「而爱爵禄，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」。「故三军之事，莫亲于间，赏莫重于间」。间者，三军之司命也。臣窃惟祖宗用兵至于以少为多，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，得失之原皆出于此。何以言之？臣闻太祖用李汉超、马仁瑀、韩令坤、贺惟忠、何继筠等五人，使备契丹；用郭进武、宋琪、李谦溥、李继勋等四人，使备河东；用赵赞、姚内斌、董遵诲、王彦升、冯继业等五人，使备西羌；皆厚之以关市之征，饶之以金帛之赐，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，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。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馀，其视弃财如弃粪土，赒人之急如恐不及。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，捐躯命，冒患难，深入敌国，刺其阴计而效之，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，每有入寇，辄先知之。故其所备者寡，而兵力不分，敌之至者，举皆无得而有丧。是以当此之时，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，少者五六千人，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。今则不然，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，有敢擅用，谓之自盗。而所谓公使钱，多者不过数千缗，百须在焉，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。至于用间，则曰官给茶䌽。夫百饼之茶，数束之䌽，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。是以今之为间者，皆不足恃。听传闻之言，采疑似之事，其行不过于出境，而所问不过于熟户。茍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，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。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，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。以百万之众而常患于不足，由此故也，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？夫关市之征比于茶䌽则多，而三十万人之奉比于百万则约。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，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，至于百万则恬而不知怪。昔太祖起于布衣，百战以定天下。军旅之事，其思之也详，其计之也熟矣。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，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，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。耳目既明，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，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于今世。陛下诚重难之，臣请陈其可减之实。何者？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，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。其名愈高，其廪愈厚；其廪愈厚，其材愈薄。往者西边用兵，禁军不堪其役，死者不可胜计。羌人每出，闻多禁军，辄举手相贺；闻多土兵，辄相戒不敢轻犯。以实较之，土兵一人，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；禁军一人，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。使禁军万人在边，其用不能当三千人，而常耗三万人之畜。边郡之储比于内郡，其价不啻数倍。以此权之，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损，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。陛下诚听臣之谋，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，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，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。去之以渐，而行之以十年，而冗兵之弊可去矣。冗费之说曰：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，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，而陛下以类推之。臣闻事有所必至，恩有所必穷。事至而后谋则害于事，恩穷而后迁则伤于恩。昔者太祖太宗，敦睦九族，以先天下。方此之时，宗室之众无几也，是以合族于京师，久而不别，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，宗室之盛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。禄廪之费多于百官，而子孙之众，宫室不能受。无亲疏之差，无贵贱之等。自生齿以上皆养于县官，长而爵之，嫁娶丧葬无不仰给于上。日引月长，未有知其所止者。此亦事之所必至，而恩之所必穷者也，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。古者天子七庙，三昭、三穆与太祖而七。以人子之爱其亲，推而上之至于其祖，由祖而上至于百世，宜无所不爱。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。茍推其无穷之心，则百世之祖皆庙而后为称也。圣人知其不可，故为之制，七世之外，非有功德则迭毁，春秋之祭不与。莫贵于天子，莫尊于天子之祖，而庙不加于七，何者？恩之所不能及也。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？臣闻三代之间，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。两汉之法，帝之子为王，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，自侯以降，则庶子无复爵土，盖有去而为民者，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。至唐亦然。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，以次出之，使得从仕，比于异姓，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，凡其禄秩之数，迁叙之等，黜陟之制，任子之令，与异姓均。临之以按察，持之以僚吏，威之以刑禁，以时察之，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，其贤者有以自效，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，官为庐舍而廪给之，使得占田治生，与士庶比。今聚而养之，厚之以不訾之禄，尊之以莫贵之爵。使其贤者老死，郁郁而无所施；不贤者居处隘陋，戚戚而无以为乐：甚非计之得也。昔唐武德之初，封从昆弟子，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。太宗即位，疑其不便，以问大臣。封德彝曰：「爵命崇则力役多，以天下为私奉，非至公之法也」。于是疏属王者降为公。夫自王而为公，非人情之所乐也，而犹且行之。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，虽有内外之异，宜无有怨者。然臣观朝廷之议，未尝敢有及此。何者？以宗室之亲而布之于四方，惧其启奸人之心，而生意外之变也。臣窃以为不然，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，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，幽囚禁锢齿于匹夫者，莫如秦魏，然秦魏皆数世而亡。其所以亡者，刘氏项氏与司马氏，而非其宗室也。故为国者茍失其道，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；茍无其衅，虽宗室谁敢觊者？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，使得以次居外，如汉唐之故，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。臣闻汉唐以来，重兵分于四方，虽有末大之忧，而馈运之劳不至于太甚。祖宗受命，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，敛重兵而聚之京师，根本既强，天下承望而服。然而转漕之费，遂倍于古。凡今东南之米，每岁溯汴而上，以石计者至五六百万。山林之木尽于舟楫，州郡之卒弊于道路，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。往返数千里，饥寒困迫，每每侵盗，杂以它物，米之至京师者率非完物矣。由此观之，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，而不计其患，非法之良者也。臣愿更为之法，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。其二即用旧法，官出船与兵而漕之，凡皆如旧。其一募六道之富人，使以其船及人漕之，而所过免其商税。能以若干至京师而无欺盗败失者，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。方今滨江之民以其船为官运者，不求官直，盖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较者，得其赢以自润。而富民之欲仕者，往往求为军大将。以此推之，宜有应募者。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，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，计其直以钱偿之。夫物有常数，取之于南则不足于北，舍之于东则有馀于西，此数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。今官欲买之，其始不免于贵。贵甚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，赴之者众则将反于贱。致贱必以贵，致贵必以贱，此亦必然之数也。故臣愿为此二者与旧法皆立，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，必将有可用者，然后举而从之，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。臣闻富国有道，无所不恤者富之端也，不足恤者贫之源也。从其可恤而收之，无所不收，则其所存者广矣；从其无足恤而弃之，无所不至，则其所亡者多矣。然而世人之议者则不然，以为天下之富而顾区区之用，此有司之职而非帝王之事也。此说之行于天下，数百年于兹矣，故天下之费其可已者常多于旧。臣不敢远引前世，请言近岁之事。自嘉祐以来，圣人迭兴，而天下之吏，京秩以上再迁其官，天下郡守职司再补其亲戚。自治平京师之大水与去岁河朔之大震，百役并作，国有至急之费，而郊祀之赏不废于百官。自横山用兵供亿之未定，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，官私乏困，日不暇给，而宗室之丧不俟岁月而葬。臣以此观之，知朝廷有无足恤之义。臣诚知事之既往，无可为者。然茍自今从其可恤而收之，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，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。臣不胜拳拳私忧过计，为是三冗之说以献。伏惟陛下思深谋远，听断详尽，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瞩，臣之所陈何足言者？然臣愚以为茍三冗未去，要之十年之后，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。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，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，使皆久于其官而后责其成绩。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，侍从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则皇皇而不乐。今虽不能使之尽久，然至于诸道之职司，三司之官吏，沿边之将佐，此皆与天子共成事者也。天下之事将责成之而不久其任，开其源者不见其流，发其谋者不见其成功，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。陛下诚择人而用之，使与二府皆久于其官，人知不得茍免而思长久之计，君臣同心，上下协力，磨之以岁月，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。然而为此犹有所患，何者？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恶异，疾成而喜败。事茍不出于己，小有龃龉不合，则群起而噪之。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属吏，岁终而无过，此其势必将无所不按，得罪者必将多于其旧，然则天下之口纷然非之矣。不幸而有一不当，众将群指以罪。法一不当不能动，不幸而至于再三，虽上之人亦将不免于惑。众人非之于下，而朝廷疑之于上，攻之者众而持之者不坚，则法从此败矣。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者，或者因以耕田为可废。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，此二事也，安得以彼而害此哉？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实者罪之可也，而法之是非则不在此。茍陛下诚以为可行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议，使良法不废于中道，如此而后三冗之弊可去也。三冗既去，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，百姓充足，府库盈溢，陛下所为而无不成，所欲而无不如意。举天下之众惟所用之，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。虽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国，宥之则为汉文帝，不宥则为唐太宗，伸缩进退，无不在我。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，此臣所以大惑也。臣不胜愤懑，越次言事，雷霆之谴无所逃避。臣辙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谨书。

辙顷者误蒙圣恩，得备官属。受命以来，于今五月。虽勉强从事，而才力寡薄，无所建明。至于措置大方，多所未谕。每献狂瞽，辄成异同。退加考详，未免疑惑。是以不虞僭冒，聊复一言。窃见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，按求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，以为方今职司守令，无可信用，欲有兴作，当别遗使。愚陋不达，窃以为国家养材如林，治民之官，棋布海内，兴利除害，岂待他人？今始有事，辄特遣使。使者一出，人人不安。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，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。客主相忌，情有不通；利害相加，事多失实。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，必谓功效可以立成。人怀此心，谁肯徒返？为国生事，渐不可知。徒使官有送迎供馈之烦，民受更张劳扰之弊。得不补失，将安用之？朝廷必欲兴事以利民，辙以为职司守令足矣。盖势有所便，众有所安。今以职司治民，虽其贤不肖不可知，而众所素服，于势为顺。稍加选择，足以有为。是以古之贤君，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，未闻遣使以代职司治事者也。盖自近世，政失其旧。均税宽恤，每事遣使。冠盖相望，而卒无丝毫之益，谤者至今未息。不知今日之使何以异此？至于遣使条目，亦所未安。何者？劝课农桑，垦辟田野，人存则举，非有成法。诚使职司得人，守令各举其事，罢非时无益之役，去猝暴不急之赋，不夺其力，不伤其财，使人知农之可乐，则将不劝而自励。今不治其本，而遂遣使，将使使者何从施之？议者皆谓方今农事不修，故经界可兴，农官可置。辙观职司以下劝农之号何异于农官？嘉祐以来方田之令何异于经界？行之历年，未闻有益。此农田之说，辙所以未谕也。天下水利，虽有未兴，然而民之劳佚不同，国之贫富不等。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，则其利可待；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兴水利，则其害先见。茍诚知生民之劳佚，与国用之贫富，则水利之废兴，可以一言定矣。而况事起无渐，人不素讲，未知水利之所在，而先遣使。使者所至，必将求之官吏。官吏有不知者，有知而不告者，有实无可告者。不得于官吏，必求于民。不得于民，其势将求于中野。兴事至此，盖已甚劳。此水利之说，辙所以未谕也。徭役之事，议者甚多。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，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，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。此三者皆见其利不见其害者也。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，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。有田以为生，故无逃亡之忧；朴鲁而少诈，故无欺谩之患。今乃舍此不用，而用浮浪不根之人，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，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。今国家设捕盗之吏，有巡检，有县尉。然较其所获，县尉常密，巡检常疏。非巡检则愚，县尉则智，盖弓手乡户之人，与屯驻客军异耳。今将使雇人捕盗，则与独任巡检不殊。盗贼纵横，必自此始。辙观近岁虽使乡户颇得雇人，然至于所雇逃亡，乡户犹任其责。今遂欲于两税之外，别立一科，谓之庸钱，以备官雇。乡户旧法，革去无馀。雇人之责，官所自任。且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，取大历十四年应于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，则是租调与庸，两税既兼之矣。今两税如旧，奈何复欲取庸？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少，下户常多。少者徭役频，多者徭役简，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间。今不问户之高低，例使出钱助役。上户则便，下户实难。颠倒失宜，未见其可。然议者皆谓助役之法，要使农夫专力于耕。辙观三代之间，务农最切，而战阵田猎皆出于农。茍以徭役较之，则轻重可见矣。城郭人户虽号兼并，然而缓急之际，郡县所赖。饥馑之岁，将劝之分以助民；盗贼之岁，将借其力以捍敌。故财之在城郭者，与在官府无异也。方今虽天下无事，而三路刍粟之费，多取京师银绢之馀配卖之。民皆在城郭，茍复充役，将何以济？故不如稍加宽假，使得休息。此诚国家之利，非民之利也。品官之家复役已久，议者不究本末，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，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。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，三日之雇不过三百。今世三大户之役，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。以三大户之役，而较之三日之更，则今世既已重矣，安可复加哉？盖自古太平之世，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，皆复其身；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，皆复其家。圣人旧法，良有深意。以为责之以学而夺其力，用之于公而病其私，人所难兼，是以不取。奈何至于官户而又将役之？且州县差役之法，皆以丁口为之高下。今已去乡从宦，则丁口登降，其势难详；将使差役之际，以何为据？必用丁，则州县有不能知；必不用丁，则官户之役比民为重。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，如租佃田宅、断买坊场、废举货财、与众争利，比于平民，皆有常禁。茍使之与民皆役，则昔之所禁皆当废罢。罢之，则其弊必甚；不罢，则不如为民。此徭役之说，辙所以未谕也。辙又闻发运之职，今将改为均输；常平之法，今将变为青苗。愚鄙之人，亦所未达。昔汉武外事四夷，内兴宫室，财用匮竭，力不能支。用贾人桑羊之说，买贱卖贵，谓之均输。虽曰民不加赋，而国用饶足，然而法术不正，吏缘为奸，掊克日深，民受其病。孝昭既立，学者争排其说。霍光顺民所欲，从而予之，天下归心，遂以无事。不意今世此论复兴。众口纷然，皆谓其患必甚于汉。何者？方今聚歛之臣，才智方略未见桑羊之比，而朝廷破坏规矩，解纵绳墨，使得驰骋自由，惟利是嗜。以辙观之，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。今立法之初，其说甚美，徒言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。茍诚止于此，则似亦可为。然而假以财货，许置官吏，事体既大，人皆疑之。以为虽不明言贩卖，然既许之以变易矣；变易既行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，未之闻也。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，其卖也后期而取直，多方相济，委曲相通，倍称之息，由此而得。然至往往败折，亦不可期。今官买是物，必先设官置吏，簿书禄廪，为费已厚。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，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。是以官买之价，比民必贵。及其卖也，弊复如前。然则商贾之利，何缘可得？徒使谤议腾沸，商旅不行。议者不知虑此，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，但恐此钱一出，不可复还。且今欲用忠实之人，则患其拘滞不通；欲用巧智之士，则患其出没难考。委任之际，尤难得人。此均输之说，辙所以未谕也。常平条敕，纤悉具存，患在不行，非法之弊。必欲修明旧制，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，以时散之以利末。敛散既得，物价自平。贵贱之间，官亦有利。今乃改其成法，杂以青苗。逐路置官，号为提举。别立赏罚，以督增亏。法度纷纭，何至如此！而况钱布于外，凶荒水旱有不可知。敛之则结怨于民，舍之则官将何赖？此青苗之说，辙所以未谕也。凡此数事，皆议者之所详论，明公之所深究，而辙以才性朴拙，学问空疏，用意不同，动成违忤。虽欲勉励自效，其势无由。茍明公见宽，谅其不逮，特赐敷奏，使辙得外任一官，茍免罪戾。而明公选贤举能，以备僚佐。两获所欲，幸孰厚焉。

伏以中外臣庶，各有职事。越职而言，国有常宪。臣守土陈州，非有言责而辄言之，计其狂愚，兹实有罪。然臣伏念，顷以老疾不任吏事，陛下未忍废弃，亲择便地以遂安养。将辞之日，面奉德音，以为大臣之义，皆当为国谋虑，不宜以中外为嫌，有所不尽。古人有言，虽乃身在外，乃心罔不在王室。伏惟圣德广大，无所不容。而臣自到任以来，于今一岁。心目昏眩，有加无瘳。故尝乞丐馀生，求还闾舍。区区之诚，久而未获。陛下视臣志气一衰至此，岂复有意别白是非，而与世俗争议也哉？是以得失之间，久无所与。今者，窃有所怀，上为陛下参之官吏，下为陛下验之百姓，而安危之机实在于此。自惟受恩累圣，邦之休戚，身实同之，志力虽衰，于义不可嘿已。然臣之所欲言者，非敢远引前古，逆探未然，以惑陛下之聪明也。凡皆陛下之所尝试，而臣愚之所与闻者耳。臣伏见陛下即位之始，计虑深远，凡有所建，动合天心。始议山陵，深恤费用之广，推明先帝薄葬之命，以诏有司。四方闻之，无不感泣。其后一年之间，诞布号令。劝率宗族，惇孝弟之行；勉励州郡，先农桑之政。复转对以广言路，议徭役以宽民力。盛德之事，不可具纪。是时天下虽大变之后，而无不翘然想闻德音，以忘其忧。两宫欢欣，九族亲睦。群臣万民，蒙福而安。纷纭之议，不至于朝廷，谤讟之声，不闻于闾里。陛下优游无为，而天下已治矣。为国如此，岂不乐哉！陛下自今视之，当日之政，其可悔恨者凡有几？以臣观之，非独陛下无所悔恨，虽天下之人亦未有以为失当者也。何者？政令简易而人情之所安耳。《易》曰：「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」。向使陛下推行此道，始终不变，则臣以为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。其后求治太切，用意过当，奸臣缘隙，得进邪说。始议开边，以中上旨，于是延安有横山之谋，保安有招诱之计。陛下饶之以金帛，假之以干戈，小人贪功，虑害不远，轻发深入，结怨西戎。攘夺尺寸无用之土，空竭内府累世之积。大者疲弊秦雍，小者身死寇雠。西鄙骚然不宁，而陛下始一悔矣。然而陛下天姿英果，有汉武宏达之量，虽复兵吏失律，而立功之意未尝少衰。是以左右大臣，测知此心，复进财利之说。陛下乐闻其利，而未暇深究其害。于是举而从之，置条例司以讲求天下之遗利。己酉之秋，新政始出，自是以来，凡所变革，不可悉数。其最大者，一出而为常平青苗，再出而为拣兵并营，三出而为出钱雇役，四出而为保甲教阅。四者并行于世，官吏疑惑，兵民愤怨，谏争者章交于朝，诽谤者声播于市。陛下不胜其烦，为之当宁太息，日昃而不食矣。然犹幸其成功，力排众人之议而固守之。天下方共厌苦，而不知其所止也。而拣兵并营之策，其害先见，武夫凶悍，为怨最深，为患最急。陛下知其不可，于是多支月粮，复收退卒以顺适其意，而陛下既再悔矣。然军中之口犹复汹汹不靖，陛下虽推恩抚之，而终不以为惠，反谓陛下畏之耳。不幸边臣失算，再生戎患。帷幄之臣谋之不臧，不务安之而务挠之。临遣执政，付以疆事，多出金币，豫书诰敕，以成其深入之计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心知其必败矣。而陛下与一二臣者，方以为万举而万全。既而出兵无人之境，筑城不守之地，困弊腹心，以求无益之功，使秦晋之民，父子流离，肝脑涂地。戎人徼倦受屈，已筑之城随即倾覆，救援之兵相继溃叛。四方震动，君臣宵旰。而后下罪己之诏，投窜元宰，以谢二鄙，而陛下既三悔矣。夫此三者，方其未悔也，陛下亦以为是邪非邪？陛下犯逆众心，力行不顾，其必以为是，不以为非也。然而其终卒至于此。然则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，无乃亦类此欤？臣闻众而不可欺者，民也；勇而不可犯者，兵也；险而不可侮者，邻国也。今陛下既已欺民、犯兵而侮邻国矣。夫犯兵、侮邻，变速而祸小；至于欺民，则变迟而祸大。变速而祸小者，瓦解之忧也；变迟而祸大者，土崩之患也。今瓦解之忧陛下既知悔矣，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为意，此臣之所以寒心也。易曰：「不远复，无祗悔，元吉」。事之未败也，陛下不悟其非，必俟其败而后悔，如向三者，则陛下之复已远，而悔亦大矣。且臣观之，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，亦有三而已。青苗、助役、保甲三者之弊，臣不复言者矣。何也？言事者论其不可，非一人也。百姓毁坏支体，熏灼耳目，嫁母分居，贱卖田宅，以自脱免，非一家也。陛下其亦知之矣，徘徊而不改，使民无所告诉。加之以水旱，继之以饥馑，积憾之民奋为群盗，侵淫蔓延，灭而复起。英雄乘间而作，振臂一呼，而千人之众可得而聚也。如此而胜广之形成，此所谓土崩之势也。臣恐陛下至此虽欲复悔而无所及矣。故臣愿陛下取即位之政，与今日之事而试观之：天下扰扰不安，孰与今日之甚？群臣交口争辩，孰与今日之众？陛下听览疲倦，孰与今日之多？悔恨自责，孰与今日之切？陛下诚以此较之，则不待臣言之终，而得失可以自决矣。且夫即位之政，陛下之本心也；今日之事，臣下之过计也。陛下弃即位之本心，而徇臣下之过计，臣窃以为过也。虽然，臣窃听之道路，方今陛下则亦悔之矣。悔之而不变，非陛下之意也，迫于建议之臣耳。夫人臣进谋于其君，茍事之不遂而变以从众，则人主有以测其深浅。人主有以测其深浅，则其用舍之命在于人主。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。臣窃痛陛下为社稷之计，欲改过以安天下，而怙权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释；陛下聪明睿智，废置自我，而独为此郁郁也。汉宣帝与赵充国议击匈奴，魏相非之，以为当与平昌侯、乐昌侯、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。此三人者，非贤于赵充国也。然其与国同忧乐，无侥倖功名之心与希望爵赏之意，则过于充国远甚。充国犹不可听，而况不如充国者哉？陛下将安民保国，而与喜功伐，好权利者谋之，臣不知其可也。臣不胜区区忘身忧国之诚，是以势疏而言切，惟陛下察之。

臣谨对曰：臣不佞，陛下过听，策臣于庭，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对。臣性狂愚，不识忌讳，伏读陛下制策，凡所以问臣之事数十条者，臣已详闻之矣。然臣内省愚诚，欲先以闻，而后答陛下之所问。伏惟陛下承先帝之业，即位以来三十馀年，四方乂安，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，平日无事，端居静虑，亦尝有忧于此乎？无忧于此乎？陛下策臣曰：「朕承祖宗之大统，先帝之休烈，深惟寡昧，未烛于理」。又曰：「志勤道远，治不加进，夙兴夜寐，于兹三纪」。此陛下忧惧之言也，然臣以谓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！往者宝元、庆历之间，西羌作难，陛下昼不安坐，夜不安席。当此之时，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。然而自西方解兵，陛下弃置忧惧之心而不复思者二十年矣。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，有事则不惧。夫无事而深忧者，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。今陛下无事则不忧，有事则大惧，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。故愿陛下虽天下无事，而不忘忧惧之心。陛下诚能用臣此言，则凡所以问臣者，臣虽不言，可得而举也。茍未能用臣此言，则凡所以问臣者，臣虽言之无益也。制策曰：「德有所未至，教有所未孚，阙政尚多，和气或盭」。陛下思虑至此，此则圣人之用心也。臣请为陛下推其本原，而极言其故。臣闻之《书》曰：「与治同道，罔不兴；与乱同事，罔不亡」。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，商之微也有祖甲，周之败也有穆王，汉之卑也有成帝，唐之乱也有穆宗、恭宗，此六帝王者，皆以天下之治安，朝夕不戒，沈湎于酒，荒耽于色，晚朝早罢，早寝晏起。大臣不得尽言，小臣不得极谏。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，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，而惟妇言是听。谒行于内，势横于外，心荒气乱，邪僻而无所主。赏罚失次，万事无纪，以至于天下大乱，而其心不知也。是以三代之季，诗人疾而悲伤之曰：「匪教匪戒，时惟妇寺」。「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」。又曰：「乱匪降自天，生自妇人」。「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」。盖伤其不可告教而至于败也。臣疏贱之臣，窃闻之道路：陛下自近岁以来，宫中贵姬至以千数。歌舞饮酒，欢乐失节；坐朝不闻咨谟，便殿无所顾问。夫三代之衰，汉唐之季，其所以召乱之由，陛下已知之矣。久而不正，百蠹将由之而出。内则将为蛊惑之所污，以伤和伐性；外则将为请谒之所乱，以败政害事。妇人之情，无有厌足，迭相誇尚，争为侈靡。赐予不足以自给，则不惮于受赂贿。赂贿既至，则不惮于私谒。私竭既行，则内外将乱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。且臣闻之，欲极必厌，乐极必反。方其极甚之时，一陷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，然及其觉悟之后，未始不以自悔也。陛下何不试于清闲之时，上思宗庙社稷之可忧，内思疾疚病恙之可恶，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，则夫嫔御满前，适足以为陛下忧，而未足以为陛下乐也。伏惟圣心未之思焉，是以迟迟而不去。《诗》云：「颠沛之揭，枝叶未有害，本实先拨」。方今承祖宗之基，四方无虞，法令修明，百官缮完，而陛下奈何先自拨其本哉？臣恐如此，德教日以陵迟，阙政将至于败，戾气将至于灾而不可救也。制策曰：「田野虽辟，民多无聊。边境虽安，兵不可撤。利入已浚，浮费弥广」。臣以为地有所未辟，是以民不得安其生。边境虽安，而非诚安，是以兵不得彻其备。浮费日广，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。何者？自京以西，近自许、郑，而远至唐、邓，凡数千里，列郡数十，土皆膏腴，古之赋输太半多出于此。自两汉以来，名臣贤守，所以为民兴利除害，沟洫畎浍之迹，往往犹在。而荆棘成林，无尺寸之耕，狐狸豺狼之所嗥，而逃兵罢士之所窜伏。陛下所使守此地者，终无一人为陛下深思极虑，招来流亡以垦化其地。贤才良士，以为此僻远之处，而不肯往。陛下何不使大臣举人而守之，亲召而勉励其志，属以此事，而亦以此为殿最之课。不及十年，此将皆为天下之沃壤。臣故曰：地有所未辟，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。臣又闻古之制边备者，外有亭障，内有屯兵。亭障欲繁，屯兵欲简。繁则耳目明，简则气势合。今者边境之患，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。屯兵之处，兵分力弱，而不足以备禦。夫屯兵于亭障之地者，兵必不能甚多也。兵不能甚多，则寇至必不能抗，而徒弃甲兵于无用。此拙守者之计也。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，而岁益增焉。小屯不满百人，大屯不过数百。城垒之广狭，弱弓乏矢可以越而过者，往往是也。然而前守之所成，后守不敢彻。非不知彻也，恐后之有败事，而以是为过也。兵法曰：「善攻者，敌不知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所攻」。夫敌不知所攻，非连臂而守之也。虽连臂而守之，敌尚可得攻而绝也。古之善守者，置兵于要害之地，则敌人不敢过而为盗。何者？畏吾之乘其背也。过人之城而又遇城焉，则腹背而受敌，此用兵之深忌也。今国家不料敌之不敢过吾城以深入吾地，而惧敌之敢入深也。夫敌之过吾城以深入吾地，是吾利也，而又何患乎？臣故欲收诸小屯无益之兵，而聚之大屯。诸故小屯皆废以为亭障，严斥候，谨烽燧，以为大屯之耳目。置大屯于要害之地，以形制戎狄。高城深池，精为守备，使可以对敌逾月而不陷。制为诸屯，使其相去之远近，可以轻兵十日而相救。臣读古兵书、《战国策》，未尝见有敌人敢越大城深入而为寇者。臣故曰：边境虽安，而非诚安，是以兵不得彻其备也。臣又闻人君之于天下，本非有情爱相属如父子兄弟之亲也。上以其势临下，则下以其势奉上。二者相持而行，不相悦则解，不相合则叛。譬如草木之于地也，托之而生，判然二物也。有根而绸缪之，交横相入，而至于不可拔。及其不相入也，木槁于上而根不下属，地确于下而气不上接。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，飘风暴雨可披而离也。是以古之圣人于其无事之时，必深结百姓之心，使之欢忻交通，分义积厚，而不忍相弃于缓急之际。昔汉之文、景，优裕天下，时使薄赋敛，宽田租，宥罪戾。当此之时，虽天下和平，犹未见其利，及至末世，贼臣窃命，国统已绝，而天下之心犹依依不忍离汉者，徒以文、景之所以爱之者深而不可忘也。国家自祖宗以来，至于陛下，四世矣，陛下所以深结于民者何也？民之所好者生也，所惜者财也。陛下择吏不精，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，则是陛下未得以生结民也。陛下赋敛烦重，百姓日以贫困，衣不盖体，则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。吏之不仁，尚可以为吏之过，赋敛之不仁，谁当任其咎？且陛下凡所以用财者果何事乎？上有官吏之俸，下有士卒之廪，外有夷狄之赂，此三者，陛下未得省之之术，臣亦未敢以为言也。臣独怪陛下内有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，此何为者也？凡今百姓所为，一物已上，莫不有税。茶盐酒铁关市之征，古之所无者，莫不并行。疲民咨嗟，不安其生。而宫中无益之用，不为限极，所欲则给，不问无有。司会不敢争，大臣不敢谏，执契持敕，迅若兵火。陛下外有北狄、西戎，岁邀金缯，而又内自为一阱，以耗其所遗馀，臣恐陛下以此获谤，而民心之不归也。故臣愿陛下日夜自损，以砺左右，痛为节俭，以宽百姓。捐锦绣，弃金玉，以质素为贵。赋税之人，独以供不得已之费。使天下知戴陛下之德，一旦有缓急，则民尚可以使之无叛。臣故曰：浮费日广，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，此之谓也。制策曰：「军冗而未练，官冗而未澄」。夫军冗未练，则为无兵。官冗未澄，则为无吏。古者民多则兵众，兵众则国强。今兵众而至于以为冗者，则是不耕而食之过也。然而屯田之利，是当今之至计也。然而屯田之不用，则亦有说。有兵而不可使耕，一也。天下须兵之地无官田，而闲田之乡不须兵。此二患者，臣尝虑之，盖亦以为无难也。有兵而不可使耕，臣亦不敢强使也。计今天下之兵，一岁死亡几何，而以其数募民为兵且屯田，民自将有应此选者。则今不耕之兵，十数岁之后，其存者将有几？此非屯田之所当畏者一也。天下郡县未尝无官田，郡县之无官田者，尝有之而官鬻之也。籍没之田，岁岁不绝，举而积之，而田皆在官矣。闲田之乡，不过京师之西，虽差远于京畿，然而车驰卒奔，可以不过旬日而至，有欲用之，可以缓急而召。虽禁卫之兵，亦可以循汉之故，发郡县之兵充之，期年而一易。京师可独置天子腹心之军数万人，以制四方之客军，使之独得不耕而食，如周之环人，汉之羽林、佽飞之类。此又非屯田之所当畏者二也。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。臣又闻方今用人之弊有二：吏多也，吏杂也。吏多之弊轻，吏杂之弊重。吏多而不杂，则贤不肖犹有辨也。多而不免于杂，既费廪禄，又不得贤也。费廪禄则国贫，不得贤则事不举。均之二弊，事不举者，所当先治也。如臣之意，且可使审官、铨曹、密院、三班分别天下之官，其事之为天下之要，而其地之为一方之急者，别之以为一等。而使诸道之职司，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异者，而上之于审官、铨曹、密院、三班，而审官、铨曹、密院、三班即任之以此。至于其馀不急之官，则又为一等。使碌碌之吏，以今先后之法占之。此法既行，要以世之庸吏必将群议而聚怨。然臣以为圣人之为天下，不惮人之有怨心，而问其怨之当否。今世之患，上之人畏下太甚，而下之人持上太过。上以其法御下，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。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兴利除害，而惟法之听。法者，上之所当用耳，而岂亦使天下之人以绳上哉？此太甚也！臣读《后魏书》，观其始时，天下用兵，武夫悍卒皆得为吏。而当此之时，吏道不杂。何者？其所用者皆贤，而不贤者未尝用也。及其后世，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，是以崔亮从而更之，不问士之贤愚，而专以停解日月为断。沈滞者皆称其能，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。故臣欲分而别之，以为贤不肖之辨。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。陛下兴庠序于久亡，悼礼乐之未备，思继可封之俗，欲隆偕让之节，而讼未息，刑未措。深求其故，归咎在位，以为教化不足，而法律有馀。是以民不知避，吏不知惧，咨嗟怨讟并兴而不止，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。臣闻善治天下者，不必有美名，而有亹亹之实功。不善治天下者，其名不必不美，而其实空虚，无益于事。陛下自即位以来，登庸俊良，力兴美政，以教化天下者，于今凡几矣。庆历之中，劝农桑，兴学校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以为三代之风可以渐复。然而学校既兴，农桑既劝，而天下之风俗卒何以异于庆历之始？今者，陛下又发德音，分遣使者，巡行天下，或以宽恤，或以减省，或以均税，名号纷纭而出。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于为治也。然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，而未知为政之纲也。且陛下以为此数事者，足以致治耶？不足以致治耶？陛下设官置吏，其职亦有治此等事者耶？其未有耶？臣以为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内以为郡县，其中上有守令，下有丞尉，大有会府，次有职司者，凡所以治此数事耳。今陛下欲宽恤百姓，以至于特命使者，则是此等常为暴也；陛下欲减省、均税，以至于特命使者，则是此等皆不可使也。臣观陛下之意，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。故臣以为此陛下惑于虚名也。今夫诸道之职司，是天下之纲；虽然，尚非陛下之所当择。陛下当择宰相，而宰相当择职司耳。天下诸道，凡十有七。一道之职司，少者三人，而多者不过四人。均之十七道者，其替换迭代，不过四五十人也。以士大夫之多，择四五十人而用之，宜其甚足。今乃不择贤否而任之，至于有事则更命使者。故臣以为陛下未知为政之纲也。夫纲虽大不知举，而何教化之能兴？故臣愿陛下兴教化自择职司始，而天下可以渐治矣。陛下戒慎天灾，震惧日食、淫雨、暖气、江河之失度，而思闻告戒消伏之理，推刘向之传，考吕氏之纪。夫刘向之说五行，事各以类感，滞于一方，而不得相通。吕氏之书，随其时月，而指其必然之灾异，其言皆迂怪而难信，安足为陛下道哉？臣闻灾异之说有二：有可得而推知其所从来者，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从来者。可得而推者，人之所为也；不可得而推者，天之所为也。人之所为者，不过盗贼窃发于山林，战败兵破而不得复。盗贼窃发，是衣食不足，政暴吏苛之罪也；战败兵破，是任人不明，将不为用之过也。至于天之所为凶旱、水溢、虫蝗、霜雹、日食、地震、星辰陨坠，是安知其所由来哉？譬如人之将病也，五脏失据于中，而变动见于四肢，发于百体。医者切其脉而观其色，曰是心病也、肺病也，是皆可也。至于鬼啸于梁，捐瓦于堂，而动之曰，是心也，是肺也，则可乎？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清散而不充，是以邪物得而干之，而尚何择乎心肺之间哉？古之儒者，其论灾异，则皆有此弊也。今使国家治强，人民乂安，和气充实于天地之间，则天为之明，地为之静，三辰为之光。及其少衰，则天地三辰皆将亏缺而不宁。顷者水冒京城，日食季夏，江、河、淮、汴破溢为害，地震生毛，水变赤色，此数事者，使董仲舒、刘向之徒出而论之，必将指国政之一二以为其验，而臣以为不然。盖臣非以为不为灾也，以为天地之远，而至于为之变动，此非一事之所能致。盖天下之政皆失其中，是以其气衰弱挫沮而不振，以至于是。以为陛下历数天下之弊，而使陛下尽修之云耳。非正阳之月，而伐鼓救变，说者以为非经，然而要以胁阴助阳，则虽非正阳而不为失当。盛夏之月而论囚报重，说者以为非古，然而要以使犯法者无久系之殃，而民睹为恶之速及，则虽当盛夏而亦不为非也。陛下悯四方之未治，而推其源于京师，知淫巧僭差之失度，而欲各为之节，然而未获所以禁之之术。是以欲先治内，则惑于何以为京师之言；欲先擿奸，则惑于不挠狱市之说。今陛下任人使为京兆，如得赵广汉耶，则安可以不挠狱市而拘其才？如得黄霸耶，则安可以擿奸而责其效？各随其才而用之，则可以至于治矣。然臣以为莫若先之以猛，而终之以宽。顷者，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，而不能宽；皆得其始矣，而不知其所以为继之术。是以京兆之政，大则斩戮，小则笞箠，历岁百馀，而终无有一人能以仁恕为治者。故其民狃于刑戮而不知惧。然而不先之以猛，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强暴也。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，而至于汉文、汉武治乱之际。臣闻老子之所以为得者，清净寡欲；而其失也，弃仁义、绝礼乐。儒者之得也，尊君卑臣；而其失也，崇虚文而无实用。然而道之可以长行而无弊者，莫过于儒术。其所以有弊者，治之过也。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，是以行之而天下丰。汉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，是以用之而天下弊。此儒老得失之辨也。昔者周公遭变而作《豳》诗，虽言王业之本，而要以自明其身之无罪，是以谓之国风。宣王北伐，其事虽大，而其诗非《大雅》之体，是以谓之《小雅》。故夫宽柔敦厚者，《大雅》之风也；慷慨劲正者，《小雅》之文也。以此推之，则可以辨矣。三代之时，财赋之用，有司掌之，而冢宰特因其岁之凶丰上下，而制其用度多少之节，盖亦如此而已。至于有唐贞观、开元之际，犹委之郎官。其后四方用兵，而财用之间，亦遂有权时应变之事。郎官有所不能办，故立使以主之。及其末世，使又不能办，则又举而归之宰相，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。以一有司之职而累天下之宰，由此言之，则夫陈平、韦贤之论有不妄矣。若夫泉货之轻重，始于周景王，而后有二品之差；命秩之实，始于魏武帝，而后有六等之号。水旱蓄积之备，莫如李悝之平籴；边陲守禦之方，莫如张仁愿之筑城。圜法九府之名，自天府、太府、玉府、内府、外府、职内、职金、职岁、职币，皆列职于《周官》。《乐语》五均之义，天子取诸侯之士，以为国均，则市不二价。其说见于河间献王之《礼》。此数事者，皆非有益于当世之务，是以不足深论也。伏惟陛下咨谟国事，丁宁反覆，终而复始，不忍舍去，故于制策之终，则又曰：「富人彊国，尊君重朝，弭灾致祥，改薄从厚，此皆前世之急政，而当今之要务。子大夫其悉意以陈，毋悼后害」。夫陛下丁宁激切至于如此，而臣何敢不为陛下申重其说？今陛下忧思天下若此其至，而其功不就者，岂非无其人之故耶？臣闻求贤不如变俗，俗所不悦，虽有贤者，将不能自立；俗茍好之，虽天下之人，将从风而靡。昔太祖好武略，则天下之猛士出而为之兵。太宗好奇谋，则天下计画之士出而为之虑。真宗好文而爱儒，则海内无有不学以待上之所使。今陛下公卿满朝，进趋揖让，文学言语，上可以不愧于古人，而不可以远过于近世者，以陛下诚好之也。然陛下中夜不寐，起坐而思之，天下之事所未能举者凡有几何？府库空虚，入不支出，而不能均；兵革怠惰，骄而不为用，而不能制；闲田满野，民食不足，而不能辟；河水岁决，北人受害，而不能救；戎狄放肆，邀取金币，而不能服。陛下治天下，而至使不察，察有如此者，得非陛下所好非所当用耶？狄仁杰有言：「文士中不足快意，要得奇才之士与共天下」。乃进张柬之以代李峤、苏味道。而臣亦以为治天下当得浑质刚直、不忌不克、不择剧易之人而任之，如汉之绛侯、条侯，魏之贾逵、邓艾，晋之温峤、周访，唐之娄师德、郝处俊，得此数人，唯陛下所欲用之。致之朝廷之上，则贤人益亲；置之边境之上，则恶言不至。如此人者，陛下岂不欲用之？故臣愿陛下改易所好，以变天下之俗，则当今之文人，皆可使为朴直之士。陛下何惮而久不为也？臣本布衣书生，陛下授之以爵禄，而又亲策之于廷。陛下罄竭所疑以问之于臣，而臣何敢不尽其中之所怀以输之陛下？凡制策之所以问臣者，臣谨已直率愚意，窃揣而妄论之矣！才智短浅，不足以上塞明诏，无补于聪明之万一，谨俯伏待罪。然臣之微意，所欲丁宁而致之陛下者，终欲为陛下毕尽其说。臣闻圣人欲有其富，则保之以俭；欲久其尊，则守之以谦；欲安其佚，则行之以劳；欲得其欲，则济之以无欲。此四者，圣人之所以尽天下之利，而人不以为贪；极天下之乐，而不为人所厌者也。老子曰：「圣人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其私」。由是观之，则夫欲乐其富而用之以奢者，其富必亡；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，其尊必替；欲享其逸而用之以惰者，其佚必穷；欲获其欲而用之以肆者，其欲必废。是以圣人处众人之所恶，而使天下无异辞，然后全享天下之利而无所失。故夫斥弃金玉，不贵锦绣，非以为爱财也；畏大臣，礼小臣，非以为尚贤也；鸡鸣而起，日昃不食，非以为集事也；去声色，放犬马，非以为美名也。凡所以深服天下，而消其争心焉耳。伏惟陛下览策之始，以无忘忧惧之心；则又览其终，以去其太甚，消天下不平之意。二者既行，则大臣之所言者，举可以渐用而无弊矣。惟陛下慎思之，力行之，无以臣言为妄。盖臣之所见，当今天下之事，未有急于此者。陛下幸而留意，天下不胜幸甚！谨对。

元符二年夏六月，予自海康再谪龙川，冒大暑，水陆行数千里，至罗浮。水益小，舟益庳，惕然有瘴暍之虑，乃留家于山下，独与幼子远葛衫布被，乘叶舟，秋八月而至。既至，庐于城东圣寿僧舍，闭门索然，无以终日。欲借书于居人，而民家无畜书者，独西邻黄氏世为儒，粗有简册，乃得《乐天文集》阅之。乐天少年知读佛书，习禅定，既涉世履忧患，胸中了然，照诸幻之空也。故其还朝为从官，小不合即舍去，分司东洛，优游终老。盖唐世士大夫，达者如乐天寡矣！予方流转风浪，未知所止息，观其遗文，中甚愧之。然乐天处世，不幸在牛李党中，观其平生，端而不倚，非有附丽者也，盖势有所至，而不能已耳。会昌之初，李文饶用事，乐天适已七十，遂求致仕，不一二年而没。嗟夫！文饶尚不能置一乐天于分司中耶？然乐天每闲冷衰病，发于咏叹，辄以公卿投荒、僇死不获其终者自解，予亦鄙之。至其闻文饶谪朱崖三绝句，刻覈尤甚，乐天虽陋，盖不至此也。且乐天死于会昌末年，而文饶之窜，在大中之初，此决非乐天之诗。岂乐天之徒浅陋不学者附益之耶？乐天之贤，当为辨之。

崇宁四年，余年六十有八，编近所为文，得二十四卷，目之《栾城后集》。又五年，当政和元年，复收拾遗稿，以类相从，谓之《栾城第三集》。方昔少年，沉酣文字之间，习气所薰，老而不能已。既以自喜，亦以自笑。今益以老矣，馀日无几。方其未死，将复有所为。故随类辄空其后，以俟异日附益之云尔。颍滨遗老书。

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莫详于《周礼》。然以吾观之，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，非周公之完书也。何以言之？周之西都，今之关中也；其东都，今之洛阳也。二都居北山之阳，南山之阴。其地东西长，南北短。短长相补，不过千里，古今一也。而《周礼》：王畿之大，四方相距千里，如画棋局，近郊、远郊，甸地、稍地，大都、小都，相距皆百里。千里之方地，实无所容之，故其畿内远近诸法，类皆空言耳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一也。《书》称：武王克商而反商政，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。故孟子曰：「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附庸」。郑子产亦云，古之言封建者，盖若是。而《周礼》：诸公之地方五百里，诸侯四百里，诸伯三百里，诸子二百里，诸男百里。与古说异。郑氏知其不可，而为之说曰：「商爵三等，武王增以子、男，其地犹因商之故。周公斥大九州，始皆益之，如《周官》之法。于是千乘之赋，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，千乘而千成，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」。吾窃笑之。武王封之，周公大之，其势必有所并，有所并必有所徙。一公之封，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十有六。封数大国而天下尽扰，此书生之论，而有国者不为也。《传》有之曰：「方里而井，十井为乘，故十里之邑而百乘，百里之国而千乘，千里之国而万乘。古之道也」。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，古无是也。《语》曰：「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」。千乘虽古之大国，而于衰周为小，然孔子犹曰：「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」？然则虽衰周，列国之强家，犹有不及五十里者矣。韩氏、羊舌氏，晋大夫也。其家赋九县，长毂九百。其馀四十县，遗守四千。谓一县而百乘则可，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二也。王畿之内，公邑为井田，乡遂为沟洫。此二者，一夫而受田百亩，五口而一夫为役，百亩而税之十一，举无异也。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，至于一同而方百里。其所以通水之利者，沟、洫、浍三。沟、洫之制，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，遂、沟、洫、浍、川五。利害同而法制异，为地少而用力博，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。楚蔿掩为司马，町原防，井衍沃。盖平川广泽，可以为井者井之；原阜堤防之间，狭不可井则町之。杜预以町为小顷町。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，井田、沟洫盖亦然耳。非公邑必为井田，而乡遂必为沟洫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三也。三者既不可信，则凡《周礼》之诡异远于人情者，皆不足信也。古之圣人，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，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。立法以强人，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。

臣闻汉祖入关，萧何收秦图籍，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，汉祖赖之以并天下。丙吉为相，匈奴尝入云中、代郡，吉使东曹考案边琐，条其兵食之有无，与将吏之才否，逡巡进对，指挥遂定。由此观之，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，制胜千里之外者，图籍之功也。盖事之在官，必见于书，其始无不具者，独患多而易忘，久而易灭，数十岁之后，人亡而书散，其不可考者多矣。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，并包巨细，无所不具。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，为景德、皇祐、治平、熙宁四书，网罗一时出内之计，首尾八十馀年，本末相授，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，参酌同异，因时施宜，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。臣以不佞，待罪地官，上承元丰之馀业，亲睹二圣之新政，时事之变易，财赋之登耗，可得而言也。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，海内分裂，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。然而宗室尚鲜，诸王不过数人。仕者寡少，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。士卒精练，常以少克众。用此三者，故能奋于不足之中，而绰然常若有馀。及其列国款附，琛贡相属于道，府库充塞，创景福内库以畜金币，为殄虏之策。太宗因之，克平太原。真宗继之，怀服契丹。二患既弭，天下安乐，日登富庶，故咸平、景德之间，号称太平。群臣称颂功德，不知所以裁之者。于是请封泰山，祀汾阴，礼亳社，属车所至，费以钜万。而上清昭应、集禧、景灵之功，相继而起，累世之积，糜耗多矣。其后昭应之灾，臣下复以营缮为言，大臣力争，章献感悟，沛然遂与天下休息。仁宗仁圣，清心省事，以幸天下，然而民物蕃庶，未复其旧。而夏贼窃发，边久无备，遂命益兵以应敌，急征以养兵。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，而四方骚然，民不安其居矣。其后西戎既平，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，加以宗子蕃衍，充牣宫邸，官吏冗积，员溢于位。财之不赡，为日久矣！英宗嗣位，慨然有救弊之意，群臣竦观，几见日新之政，而大业未遂。神考嗣世，忿流弊之委积，闵财力之伤耗，览政之初，为强兵富国之计。有司奉承，违失本旨。始为青苗、助役，以病农民；继为市易、盐铁，以困商贾。利孔百出，不专于三司。于是经入竭于上，民力屈于下。继以南征交趾，西讨拓跋，用兵之费，一日千金。虽内帑别藏，时有以助之，而国亦惫矣！今二圣临御，方恭默无为，求民之疾苦而疗之。令之不便，无不释去，民亦少休矣。而西夏不宾，水旱继作，凡国之用度，大率多于前世。当此之时，而不思所以济之，岂不殆哉？臣历观前世，持盈守成，艰于创业之君。盖盈之必溢，而成之必毁，物理之至，有不可逃者。盈成之间，非有德者不安，非有法者不久。昔秦、隋之盛，非无法也，内建百官，外列郡县，至于汉、唐，因而行之，卒不能改，然皆二世而亡，何者？无德以为安也。汉文帝恭俭寡欲，专务以德化民，民富而国治，后世莫及。然身没之后，七国作难，几于乱亡。晋武帝削平吴、蜀，任贤使能，容受直言，有明主之风。然而亡不旋踵，子弟内叛，羌胡外乱，遂以失国。此二帝者，皆无法以为久也。今二圣之治，安而静，仁而恕，德积于世。秦、隋之忧，臣无所措心矣。然而空匮之极，法度不立，虽无汉、晋强臣敌国之患，而数年之后，国用旷竭，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。故臣愿得终言之。凡计会之实，取元丰之八年，而其为别有五：一曰收支，二曰民赋，三曰课入，四曰储运，五曰经费。五者既具，然后著之以见在，列之以通表，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。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，非昔三司所领，则不入会计，将著之他书，以备览观焉。臣谨叙。

何谓割燕蓟之利？石晋始以燕蓟之地赂契丹。高祖思援兵之惠，屈体以奉之，虽号为创业，而日不遑给。出帝不胜其诟，未有以待之，而轻犯其怒，遂以亡国。是时割地之害深矣。至于本朝，乃见其利。真宗皇帝亲御六师，胜虏于澶渊，知其有厌兵之心，稍以金帛啖之。虏欣然听命，岁遣使介，修邻国之好。逮今百数十年，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，比汉唐之盛所未有也。古者，戎狄迭盛迭衰，常有一族为中国之敌。汉文帝待之以和亲，而匈奴日骄；武帝御之以征伐，而中原日病。谓之天之骄子，非一日也。今朝之所以厚之者不过于汉文帝，而虏弭耳驯服，则石氏之割燕蓟，利见于此。夫熊虎之搏人，得牛而止。契丹据有全燕，擅桑麻枣栗之饶，兼玉帛子女之富，重歛其人，利尽北海，而又益之以朝廷给予之厚，贾生所谓三表五饵，兼用之矣。被毡饮乳之俗，而身服锦绣之华，口甘曲檗之美，至于茗药橘柚，无一不享。犬羊之心，醺然而足，俯首奉约，习为礼义。吾无割地之耻，而独享其利。此则天意，非人事也。昔唐天宝之乱，朔方、河陇之兵起而东征，吐蕃乘虚袭据郡县，唐内苦藩镇背叛，置而不问。百年之间，兽心猖狂，无复顾忌。理极而变，部族内溃，而唐土遗黎，解辫内向，中原未尝血刃，而壤土自复。今吾不忍涂炭生民，而以皮币犬马结异类之欢，推之天理，傥亦有唐季吐番之变乎？

予幼师事先君，听其言，观其行事。今老矣，犹志其一二。先君平居不治生业，有田一廛，无衣食之忧；有书数千卷，手缉而校之，以遗子孙。曰：「读是，内以治身，外以治人，足矣。此孔氏之遗法也」。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，其遗书在椟，将复以遗诸子，有能受而行之，吾世其庶矣乎！盖孔氏之所以教人者，始于洒扫应对进退。及其安之，然后申之以弦歌，广之以读书。曰：「道在是矣，仁者见之斯以为仁，智者见之斯以为智矣」。颜、闵由是以得其德，予、赐由是以得其言，求、由由是以得其政，游、夏由是以得其文，皆因其才而成之。譬如农夫垦田，以植草木，小大长短，甘辛咸苦，皆其性也。吾无加损焉，能养而不伤耳。孔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」。如孔子犹养之以学而后成，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学，学者必由读书。傅说之诏其君亦曰：「学于古训，乃有获」。「念终始典于学，厥德修罔觉」。而况馀人乎？子路之于孔氏，有兼人之才而不安于学，尝谓孔子有民人社稷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。孔子非之，曰：「汝闻六言六蔽矣乎？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好智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」。凡学而不读书者，皆子路也。信其所好，而不知古人之成败与所遇之可否，未有不为病者。虽然，孔子尝语子贡矣，曰：「赐也，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」？曰：「然。非欤」？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」。一以贯之，非多学之所能致，则子路之不读书未可非耶？曰：非此之谓也。老子曰：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」。以日益之学，求日损之道，而后一以贯之者，可得而见也。孟子论学道之要曰：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」。心勿忘则莫如学，必有事则莫如读书。朝夕从事于诗书，待其久而自得，则勿忘勿助之谓也。譬之稼穑，以为无益而舍之，则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长，则揠苗者也。以孔孟之说考之，乃得先君之遗意（《栾城第三集》卷一○。又见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一四三，《观澜文集》丙集卷九。）。

忘：宋甲本、宋丁本作「正」。

天下之让三：有不若之让，有相援之让，有无故之让。让者，天下之大功大善也。然而至于无故之让，则圣人深疾而排之，以为此奸人之所以盗名于暗世者也。昔者公族穆子之让韩起，范宣子之让智伯，宣子、穆子中心诚有以愧于彼二人也，是不若之让也。舜之命禹也，让于皋陶；其命益也，让于朱虎、熊罴。夫皋陶之不能当禹之任，朱虎、熊罴之不能办益之事，亦已明矣，然犹让焉者，此所谓相援之让也。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让其所不及，则贤材在位而贤不肖不争；皆能让以相援，则君子以类升，而小人不能间。此二者，天下之大善也。然而至于无故之让，则天下之大不善也。东汉之衰，丁鸿、邓彪、刘恺此三人者，皆当袭父爵而以让其弟，非是先君之命，非有嫡庶之别，而徒让焉，以自高于世俗，世之君子从而讥之。然此三人者之中，犹有优劣焉。刘、邓让而不反，以遂其非；丁鸿让而不终，听其友人鲍骏之言而卒就国。此鸿之所以优于刘、邓也。且夫闻天下之有让，而欲窃取其名以自高其身，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，刘恺之心也；闻天下之让而窃慕之，而不知其不同，以陷于不义者，丁鸿之心也。推其心而定其罪，则恺在可戮，而鸿为可恕。此真伪之辨也，贤愚可以见矣！故范晔曰：「太伯、伯夷未始有其让也，故太伯称至德，伯夷称贤人。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，则诡激之行兴矣」！若夫邓彪、刘恺让其弟以取义，使弟受非服，而己受其名，不已过乎！夫君子之立言，非以茍显其理，将以启天下之未悟者；立行非以茍显其身，将以教天下之未动者。言行之所开塞，可无慎乎？丁鸿之心主乎忠爱，何其终悟而从义也，异乎二子之徇名者也。嗟夫，世之邪僻之人，盗天下之大利，自以为人莫吾察，而不知君子之论有以见之，故为国者不可以不贵君子之论也！

臣闻圣人之为天下，不务逆人之心。人心之所向，因而顺之；人心之所去，因而废之。故天下乐从其所为。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于天下，不得已而后有所矫拂而不用，盖非以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顺适其意也。昔生民之初，生而有饥寒牝牡之患。饮食男女之际，天下之所同欲也。而圣人不求绝其情，又从而为之节文，教之炮燔、烹饪、嫁娶、生养之道，使皆得其志，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。后世有小丈夫不达其意之本末，而以为礼义之教，皆圣人之所作为以制天下之非僻。徒见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礼义之法，乃欲务矫天下之情，置其所好，而施其所恶。此何其不思之甚也！且虽圣人不能有所特设以驱天下，盖因天下之所安，而遂成其法。如此而已。如使圣人而不与天下同心，违众矫世以自立其说，则天下几何不叛而去也？今之说者则不然，以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国之公事，而国之公事亦必有所拂于天下之私欲。分而异之，使天下公私之际，譬如吴越之不可以相通。不恤人情之所不安，而独求见其所为至公而无私者。盖事之不通，莫不由此之故。今夫人之情，非其所乐而强使为之，则皆有怏怏不快之心，是故所为而无成，所在而不称其职。臣闻方今之制，吏之生于南者，必置之北；生于东者，必投之西；岭南吴越之人，而必使冒苦寒、践霜雪以治燕赵之事；秦、陇、蜀汉之士，而必使涉江湖、冲雾露以守扬越之地。虽其上之人逼而行之，无所不从，而行者望其所之，怨叹咨嗟不能以自安。吏卒送迎于道路，远者涉数千里，财用殚竭，困弊于外。既至而好恶不相通，风俗不相习，耳目之所见，饮食之所便，皆不得其当。譬如侨居于他乡，其心常屑屑而不舒，数日求去，而不肯虑长久之计。民不喜其吏，而吏不善其俗，二者相与龃龉而不合，以不暇有所施设。而吏之生于其地者，莫不自以为天下之所不若。而今之法，为吏者不得还处其乡里，虽百里之外，亦辄不可。而又以京师之所在而定天下之远近之次，凡京师之人所谓近者，皆四方之所谓至远；而京师之所谓远者，或四方之所谓近也。今欲以近优累劳之吏，而不知其有不乐者，为此之故也。且夫人生于乡闾之中，其亲戚坟墓不过百里之间。至于千里之内，则譬如道路之人，亦何所施其私？而又风俗相安，上下相信，知其利害，而详其好恶。近者安处其近，而远者乐得其远，二者各获其所求，而无汲汲之心。耳目开明，而心不乱，可以容有所立。凡此数者，盖亦无损于国矣。而特守此区区无益之公，此岂王者之意哉？且三代之时，九州之中，建国千有八百。大者不过百里，而小者数十里。数十里之间，其民之为士者有之，为大夫者有之，凡所以治其国人者，亦其国人也。安得异国之人而后用哉？臣愚以为如此之类，可一切革去，以顺天下之欲。今使天下之吏皆同为奸，则虽非其乡里，而亦不可有所优容。茍以为可任，则虽其父母之国，岂必多置节目以防其弊？而况处之数百千里之间哉！

闲禅师者，临济玄公九世法孙，而黄龙南老嫡嗣也。南老以道化江西，其徒常数百人，而师为高第。南每叹曰：「祖师之道，不坠于地，斯人是赖」。南虽在世而学者归之已如云矣。南既寂，一时尊宿无有居其右者。熙宁年庐陵太守张公鉴请居隆庆。未期年，钟陵太守王公韶请居龙泉。不逾年以病求去。庐陵人闻其舍龙泉也，舟载而归，居隆庆之西堂，事之愈笃。居二年，元丰四年三月十三日，浴讫趺坐，以偈告众以将入灭，遂泊然而化。既化，神色不变，须发剃而复出。庐陵守与其人来观者如堵，皆愿留事真相。长老利俨禀师遗言，阇维之。薪尽火灭，全身不散，以油沃薪益之，乃化。是日云起风作，飞瓦折木，烟气所至，东西南北四十里，凡草木沙砾之间，皆得舍利如金色，碎之如金沙。居士长者购以金钱，细民拾而鬻之，数日不绝。计其所获，几至数斛。师法名庆闲，福州古田卓氏子也。母梦胡僧授以明珠，得而吞之，觉而有孕。及生，白光照室。幼不近酒肉，年十一事建州升山资庆长老德圆，十七削发受具。二十辞师远游。及其终也，年五十三，腊三十六。余未尝识师，元丰七年过庐山开先，见瑛禅师，言及师事，且曰：「瑛少尝问道于闲师，愿为文刻石，传示久远」。余许之。明年，遣其徒请于绩溪。余有善知识，本出于南老，将问之益信而作。五月辛亥，得疾寒热，癸丑益甚，余正卧念曰：「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今我此疾，何自而至」？少顷即睡，梦有告者曰：「如闲师复何疑耶？疑即病矣」。余闻之矍然，即于梦中作数百言，词甚隽伟，觉而忘之，病亦稍愈。乃为之碑而系之以偈曰：

一切诸如来，惟于一性通，具足大神力。或坐微尘里，而转大法轮。或于一毛端，普见宝王刹。或于见在土，遍见一切土，彼此无坏相。或于见在土，直上忉利宫。人天相还往，而无有难相。或令土石沙，皆化为黄金，一切皆得取。或令江河海，皆化为酥酪，一切皆得食。或近取一劫，而演为十劫。或远取百劫，而促为一劫。一切无碍法，河沙不可拟。闲师得正眼，久为僧中王。及其灭度时，广作诸法事。颜色不动摇，爪发日滋长。薪尽火亦灭，凝然不解散，益薪助以油，尔乃就变灭。是时人天哀，大风吹阴云，发瓦折大木。烟气所及处，皆得大舍利，圆明如宝珠，精色如真金，其数千万亿。是事大希有，闻者以为疑。我昔忝闻道，亦不免斯惑。病中梦诃者，闲师事何疑？有疑即是病，不当作是见。梦中悔谢客，口作数百言。曾不以意作，已觉不能记。稽首三界尊，闲师不止此，悯世狭劣故，聊示其小者。复以告瑛师，刻石示学人。